重要成果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基因编辑技术、脑机接口技术、单细胞测序技术等生物科技领域的突破以及人工智能技术、机器学习技术等科技手段在生命领域中的应用，汇聚出新兴生命科技这一总括性科技概念，为人类认识生命规律、预防疾病乃至探索躯体机能的极限提供了科技手段支持。然而面对愈发复杂的技术路径和未知的生命图景，纯粹工具理性的进路难以有效回应生命承载的价值，也很难赋予新兴生命科技积极的人文意义。新兴生命科技赋予生命能力的提升与其现实价值之间并不呈正相关的关系，要正确对待新兴生命科技的价值以及技术作用下的生命意义，回归自然的原始基准是必要的。道家文化高度关注生命价值，相较于同时期甚至部分后世的自然观，道家文化表现出不同于朴素自然观和科学主义自然观的独特人文价值，既有追求延年益寿、长生久视的医道术数实用理论，也有追求自我提升、超凡入圣的生命修养理念，对生命的整体性价值作出深刻回应。道家文化总体上彰显出“清静无为”“返朴归真”“顺应自然”等主张，具体到不同经典中，又对其生命思想的不同方面作出进一步阐述，如《庄子 •养生主》提出了“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以实现“保身、全生、养亲、尽年”的目标；《老子》（第五十章）对生死问题与“善摄生者”作出“以其无死地”的解释等。道家经典中的众多论述并不止步于狭义的生命层面，往往还具有本体论与认识论意义，对于重估新兴生命科技的人文价值，重建生命、技术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为引导新兴生命科技的发展提供一种具有东方色彩的人文参照。

一、游刃有余：新兴生命科技的

身体改造与自然节律

新兴生命科技在实体层面改造身体的实质是以技术方案重新赋予身体的“全能性”，使身体能够与目标技术模块兼容，进而在整体上表现为生命能力的提升，技术的作用场景与改造对象根据不同的主导技术方案几乎囊括了生物大分子、组织、器官等全部生命层次。以“自然”为由直接否定技术价值是有失偏颇的，但将新兴生命科技置于道家文化视域中加以审视，可以发现上述技术并非人们预期的那样完美。新兴生命科技的应用过程难免伴随着对生命自然状态的破坏与重构，对生命掌握得越精密，人类通过技术实现的效果就越丰富。这一过程与《庄子 • 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故事具有较高的相通性，“庖丁”作为主体通过“刀”这一技术手段实现对“牛”这一客体的完美解构，其中使“刀刃若新发于硎”的关键在于“以无厚入有间”，而“官知止而神欲行”更是将对“道”的追求由外在力量的超越转向了自然生发的内在生命能量。新兴生命科技的应用打通了主体与客体的分界，使“解牛”的过程形成以“人”为中心的闭环，更直观地呈现出“养生之道”所蕴含的自然节律。

首先，新兴生命科技对生命的改造虽然遵循生命运行的底层规律，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往往具有功利主义导向，反而忽视了技术之“厚”与生命之“间”的适配关系，使技术价值评价体系单一化。新兴生命科技以功利目标为导向的发展与应用模式在结果上是有效的，可以促使生命科技向更前沿、更高效的方向发展，多快好省地实现技术目标，也能够使技术应用为生命提供更全面的能力提升，达到合乎理性的“趋利避害”。但这种模式在过程上却弱化了生命系统的复杂性与整体性，对生命的“物理解构”与“生理解构”之间存在天壤之别。在“物理解构”维度，人类已经掌握了生命运行的众多规律，宏观上能够切割、移植器官，微观上能够打破、重构生物大分子，也能模拟、替代生命活动的调节模式。这一维度下，新兴生命科技未来的目标将进一步加强人类改造自身生命的能力，拓宽改造范围。而在“生理解构”的维度下，新兴生命科技的适用范围则遭到极大的限制。新兴生命科技的作用对象不是生命活动的单个部分或环节，而是内嵌于复杂的生命过程，因而任何程度的技术介入都不可避免地引发系统性的连锁反应，技术干预被生命稳态或免疫调节所覆盖或技术干预使生命难以恢复稳态，都是“生理解构”维度下难以接受的成果。相较于“物理解构”所带来的可见性与可操作性，“生理解构”更多暴露出新兴生命科技在理解和重构生命整体功能时的局限性，新兴生命科技没有其预想的那样“无厚”，生命自身也没有那样的“有间”，二者程度上的割裂揭露出新兴生命科技价值评判的必要性标准，即如果新兴生命科技的应用必然打破生命原有平衡，那么何种程度的技术应用是必要的，超出必要性标准的生命科技不应使用于目标客体。诚然，必要性标准的具体规范是高度个性化的，其实质是在新兴生命科技的具体应用中进行针对性的供需考量，进而避免因片面追求对生命的控制和重构而陷入“生命还原主义”的陷阱。必要性标准的存在是对功利导向的技术价值评价体系的指导和补充，揭露并汇总个体面向新兴生命科技时对技术风险担忧的离散信息，同时消解了“改造生命”优于“自然生命”的理念，使人类能够借用生命在自然状态下所外显出的优势属性观察身体生理状态，为划定新兴生命科技实体层面的界限引入自然的最优状态这一标准，能够防止新兴生命科技盲目粗放地应用于人类生命。

其次，新兴生命科技作为身体改造的“刀刃”，不断提升与优化的技术指标虽丰富了其功能性成果，却回避了其“无厚”属性的延伸，进而加剧了技术进步与生命自然性之间的矛盾与割裂。新兴生命科技得以推广的基础逻辑是：为了实现生命能力的提升，对身体的破坏与重构是可以接受的。当改造身体的技术价值占据主导，在人类群体内部便必然滋生出新的身体评价标准，将生命的自然状态视作“待修正”“待优化”的对象，身体的功能性成为生命价值的核心标准。在这一过程中，人的本性被工具化、技术化，身体成为可操作、可增强的技术对象，其作为经验性、情感性与社会性存在的本质则被淡化，生命不再是固有的存在状态，基于此立场对新兴生命科技的反思自然也就将技术视作生命的对立存在。但实际上，新兴生命科技作为人类科技发展的最新产物，从来也不是以损伤生命为目标的，正是这种合自然性与非自然性的对立导致新兴生命科技必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主体视角下的“必要性”标准一定程度上限制新兴生命科技的应用范围，因而需要对生命科技确立相适应的发展范式。在庖丁看来，刀的作用并非摧毁与破坏，而是“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的载体。由此可见，对技术“无厚”属性的追求不是削弱技术的力量，而是关注弱化新兴生命科技应用过程中的存在感，使技术成果充分融入生命肌理，以此柔化技术与生命之间的冲突，使技术从单一的功能增强转向对生命整体性与和谐度的衡量。“无厚”是一种生命伦理上的克制，更是技术自身发展的成熟标志，生命科技的最终目标不是统治生命、征服身体，而是实现与生命系统的深度兼容与共生，即以更小的介入痕迹、更低的能耗、更强的适配性，完成更精准、更高效的生命支持与功能拓展。唯有如此，新兴生命科技才能实现从“可用”到“可信”的跨越，并持续拓展其自身的应用边界。目前新兴生命科技中的部分手段已经表现出类似“无厚”的特征，例如，可穿戴医疗设备、生物微传感器、靶向药物输送系统等，强调对人体的非侵入性与实时互动性，尽管这类技术手段侧重辅助性，无法替代其他用于增强的技术方案，但也间接证实了新兴生命科技向无感化发展的可行性。“无厚”不仅是对生命自然性的尊重，也是技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祛魅其强大的技术效果，使技术回归其工具本质，实现顺应自然之道的身体改造。

再次，新兴生命科技在实体维度效用显著，但其效用的价值评价主要集中在作为“刀”的技术层面，而忽略了技术与人共同展现出的“技艺”，也就无法为技术发展确立契合自然节律的评价依据。新兴生命科技的技术效用在身体改造过程中表现得最为直观，包括对身体的改造程度和改造产生的能力提升。生理能力存在缺陷的个体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对自身能力的修复与增强，但在修复与增强之后的行为似乎脱离了新兴生命科技的范畴，被归于主体自主行为的范畴。即使不考虑新兴生命科技对主体精神层面的影响，这种将“人—技”共同体的活动割裂为技术对身体的作用与主体的自主活动两个环节的评价模式，无疑是一种对新兴生命科技负面影响的宽宥。在“庖丁解牛”中，“刀刃”的锋利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目无全牛”的技艺也无法完成这一过程。因此，只有以“人—技”共同体的综合表现才能与生命的自然节律进行比较，新兴生命科技的真正目标不应止于对身体结构的改良，而应致力于在人之整体中寻找技术的安放之所，使其效用服从于生命本身的节奏与尺度。《老子》中也多处对这种“过度求生”的行为作出批判，“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老子》第七十五章）。新兴生命科技对直接技术效果的过度关注与求生过度，酒肉餍饱，奢侈淫佚，奉养过厚的状态无异，将生命的主体性与被改造的客体性割裂开来，不仅不足以证明新兴生命科技的有效性，而且将生命实体置于技术的直接或间接风险中。技术一旦脱离对生命整体实践的体认，其作用就可能由“增益”转向“损耗”，表面上是能力的提升，实则可能造成个体与自我、与他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疏离与断裂。当生命被还原为一个可以不断优化与改写的“项目”时，个体的身体不再是内在于自我经验的“居所”，而逐渐成为外部力量可以干预、重塑甚至支配的对象，最终完全背离生命的自然节律。当人作为能动的对象进入新兴生命科技的评价体系中，其技术价值的核心就不再是技术本身“做了什么”，而是技术与人如何一起“成为了什么”，换言之，自然节律并非技术外部的限制，而是技术与人的共生过程中的自发显现。

二、得意忘言：新兴生命科技的

精神延展与心性修养

新兴生命科技在精神维度的作用表现并没有实体层面那样直接，因而直接面向生命的损伤并不显著，但其影响却更为隐秘而深远。正是由于缺乏身体改造那样直观的“边界感”，新兴生命科技在精神维度的作用机制及其与生命精神活动的关系也不再呈“人—技”对立的二元结构，而是以精神活动为主导，技术辅助调节为主要形式，精神自然发展与技术干预共同塑造了主体的精神形象。在面向外部的认知过程中，认知拓展与辅助机制的作用使人逐渐摆脱自身器官的限制；在面向内心的自我反思过程中，药物、信号等技术手段也能够渗透并优化人类的情绪管理与心理调节。虽然在安全性风险上有所减弱，但以浅层的科技活动呈现深层次的精神活动，使精神活动具象化、物理化，解构精神“黑箱”的同时也简化了心性修养的实际内涵。《庄子 • 外物》指出“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在庄子看来，主体言说意味着主体处于主客分离的状态，而“忘言”正是知行合一、主客融合的境界。对于新兴生命科技在精神维度的价值而言，所谓“得意忘言”，意味着精神体悟的最高境界不依赖于外在的技术形式或逻辑表述，而是在顺应自然的过程中逐步显现出来的对“道”的内在契合。

首先，新兴生命科技通过技术手段拓展了人的认知边界，极大地提高了生命的认知能力，能够更有效地“得言”，但信息的激增也随之加重了心性修养的压力，难以达到“忘言”的境界。在传统的精神活动中，对外的认知活动与内在的心性修养是密切关联、相辅相成的过程，二者天然地保持着一种内在平衡，而新兴生命科技的介入使这种平衡面临前所未有的张力。一方面，认识活动的展开与实体层面的生理器官高度关联，对相关器官的改造可以有效地提高认知能力，是实体层面改造在精神层面的延伸；另一方面，新兴生命科技由外向内实现精神层面的能力延展，因而更容易接触到靠近外部的认识活动，而内在的情绪、思维等信息高度个性化，也更难以被有效采集与量化。新兴生命科技的应用使人类能够以极高的速度处理与反馈外部信息，拓展了认知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但无疑也在潜移默化中侵蚀了内在心性的涵养空间，内在的反思与情感体验被技术化与数据化所削弱。在道家看来，内在的精神活动不仅包含有意识、有思虑的主动活动，还包含无欲无求、无思无虑的被动活动。对于有意识的主动活动，认知能力的提升为精神活动提供了充足的感性经验材料，在数量上远超精神活动所能承受的极限，需要辅以智能技术进行筛选与加工，但也一定程度上削弱甚至代替了个体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对于无意识的被动活动，更是通过内在的“心斋”“坐忘”等方式来实现的，技术推动的认知能力提升反而挤占这种心理活动的空间，使个体错失情感体验的真实流动，甚至失去对内心深处的接触与理解。由此可见，认知能力的提升不能代表精神活动的全面进步，尤其是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的认知拓展，虽然能够实现“得言”的极致，但更可能导致精神状态更加“空洞”，当个体在快节奏的技术环境中不断被动接收外部信息、被迫应对外部节奏时，原本属于精神内在的调适机制也将逐渐失效，造成“身知”与“心知”之间的进一步割裂，进而失去“忘言”的可能。“故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庄子 • 骈拇》）这种对无意识的精神活动与自然本性的强调为新兴生命科技提供了新的延展方向，即精神层面的自然本性应作为生命科技发挥效用的落脚点而非出发点，精神之自由才是延展精神的应然趋势，单纯追求精神活动的现实价值反而弱化了精神本身的价值。

其次，新兴生命科技应用于内在的情感、心理等因素时，主要用于减少负面状态，稳定生命的精神活动，但对其的过度依赖反而削弱了精神层面的个性化发展，阻碍了“得意”的通路。新兴生命科技对精神活动深层次干预的主要机制是采集精神活动的外化信号，通过药物或其他刺激方面抑制异常波动，以此快速消除焦虑、压抑等负面情绪，使内在精神活动稳定在相对“平稳”的状态。这种调节机制对于主体的日常生活而言是有益的，符合现实生活的需要，但忽视了情绪本身所承载的经验意义与成长契机，导致个性化的“得意”难以实现。道家文化承认情绪稳定的现实意义，但更强调个性化多元精神活动的重要性。庄子对人的生命存在结构进行划分，认为“神”是超越“形”“心”之上的生命层次，既不依赖外在形体而存在，也不受限于内心的情、欲、知，而能够与天道会通。“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庄子 • 渔夫》）庄子通过对外在规范与内在本真的区分，摒弃现代性的繁文缛节而向往情真意切的内在追求。（《老子》第二十章）也以“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表达了个体差异与个人真实自我认知的重要性。但在新兴生命科技的范畴中，这些个性化或异常的情绪却被视作“障碍”而非“资源”，被纳入统一的干预体系之中加以规训和消解，精神活动的标准化、规范化使内在的心灵微妙感应与个体化的修养路径愈发难以被保存与延续。从这一角度看，新兴生命科技的过度应用反而使精神活动趋于同质化与程式化，使多样化、个性化的主体“泯然众人”。因此，新兴生命科技在精神维度的价值也需辩证对待，在极端情绪的特殊情况下，新兴生命科技的调节手段的确能够为个体提供必要的支持与过渡，在临床应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关键在于外部技术介入的契机和力度，一旦技术干预成为常态，个体可能逐渐丧失处理复杂情绪的能力，形成依赖甚至退化的趋势，从而违背了精神活动内在发展的初衷，只有在不取代、不过度的前提下辅助心性修养的实现，使精神活动能够自然而然的“得意”，其在精神维度的价值才具有正当性。

再次，新兴生命科技在精神维度的延展方向是依据技术发展方向展开的，而非指向对精神本源和万物之理的体悟，背离了“得意忘言”的心性修养追求。在新兴生命科技与生命精神活动的互动中，除了需要技术弥补的精神缺陷，大多数的应用场景是由技术供给主导的，更侧重于技术结果的确定性与技术对精神活动的控制力。新兴生命科技的发展同样以精准与高效为目标，在这一反馈模式下，新兴生命科技在精神维度的应用就完全陷入了单向度的追求。虽然新兴生命科技为精神活动解除了物理限制，使以往精神层面存在预期而难以实现的活动需要变为现实，发挥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也为精神活动提供了更为广阔、高度自由且能够作用于现实的发展空间，但精神在物质层面的过度延展在道家文化语境下却是对精神有损的行为。道家文化所追求的“得意忘言”是对形式表达与认知机制的超越，意味着从语言、表象、工具中抽离出来的纯粹精神活动，是对这种单向增强的拒斥，也是对将精神视作功能系统、待优化对象的根本性抗议。精神体悟与内心修养本质上均是一种无目的的展开，不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生成，而是出自对自身存在与万物本源的深层感通。道家文化将实现“得意忘言”的能力归结为精神维度自然的直觉体悟能力，鼓励人们放下对知识的执着和对外在世界的追求，转而关注内在的精神世界。由此可见新兴生命科技在精神维度应用中存在的两方面不足：一方面，新兴生命科技在精神与物质间搭建的通路迫使精神能动性向外发挥，忽视了精神活动的自主性；另一方面，精神活动的能动性并非精神层面需求的全部内涵，对物理限制的突破以及与现实的完全关联不能代表精神活动的自然价值取向，甚至可能遮蔽了精神活动的原初状态。“得意忘言”并非否认精神活动的外在表现，而是在肯定外化价值的同时，强调精神的内在完整性和超越性。新兴生命科技将精神活动的价值与其外化效果绑定，实质上是一种方向上的误置，将本该用于内在修养与本源体悟的精神资源，引导到外在作用与工具价值的路径上，最终削弱了个体精神的独立性、深度与自由度。因此，精神维度上对新兴生命科技的价值重估并非否定其在精神维度上的技术潜力，而是对其中的技术逻辑进行反思，重新界定新兴生命科技在精神维度的角色与边界。

三、莫逆于心：新兴生命科技的

社会影响与人文调适

新兴生命科技并不直接在社会维度发挥作用，而是借由其在个体层面的普遍嵌入产生社会影响，当个体在实体与精神层面借助技术实现能力的增强时，新兴生命科技便已经开始融入社会之中，社会价值体系也被悄然重塑。对于个体而言，新兴生命科技的存在使个体能够摆脱自身生物性的偶然因素，通过技术选择自身属性，以此抵消自然的随机机制。但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新兴生命科技的普遍应用必然在社会维度滋生出一系列的潜在风险，如伦理失范、社会不平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对应的外部机制加以缓解与防范，但究其根源，这些潜在风险的源头不是技术的功能性缺陷，而是在生命深度技术化的过程中造成的个体自我认知与社会价值扭曲。道家文化为新兴生命科技在社会层面的应用提供了不同于工具理性的价值追求，在《庄子 • 大宗师》中，“知死生存亡为一体”，“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相忘义生，无所终穷”等论述表达了道家文化期望的人生境界，其所追求的是脱离刻意的行为模板而达成的“莫逆于心”。这种顺应自然本性，超越功利的价值取向能够为技术应用过程中社会关系的和谐构建提供精神指导，进而回归以人为本的社会价值体系，指明新兴生命科技内在自洽的价值路径。

首先，新兴生命科技融入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重塑了社会层面包含生死观、身体观在内的生命理解，自然之“心”的异化进一步导致社会文化层面功利倾向的膨胀与精神价值的隐退。新兴生命科技对个体的改变在社会群体中存在累积效应，当越来越多的个体借助技术手段实现生理、认知或心理层面的增强时，社会整体的生命观念也开始向“可塑性”与“可优化性”倾斜。这种生命理解的变异不仅改变了人类对待自身生命的态度，还动摇了基于传统生命观形成的一系列社会原则，包括科技活动的原则。例如，对生命自然过程的尊重支撑了生命科技伦理中的控制风险、知情同意等原则，当生命被解构为一个可无限延展，能够通过技术手段重塑的对象时，这些曾经无法接受的风险反而无足轻重了。这种问题在新兴生命科技以强化生命为目标的作用下被进一步放大，即使以伦理规范尝试对技术应用的边界加以限制，也难以根本性地改变技术发展的方向。对于这种情况，道家文化对生命的独特理解能够为新兴生命科技提供一种不同以往的“强化”方向。在新兴生命科技语境下，预设了生命自然状态的不足，需要以“人为”来填补“自然”的缺陷，其技术发展路径也遵循这一逻辑；而在道家文化语境下，“自然”才是生命追求完美的“范本”，过度的“人为”反而损伤生命的自然性，不仅推崇自然生命的完整性，也强调规避社会权力等因素对人文生命的损伤。“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庄子 • 应帝王》）这种由“人为”向“自然”的目标转向，意味着新兴生命科技所提升的生理能力应该不再以征服自然或满足社会评价标准为主要目标，而是追求在变化无常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保持生命的完整性与内在自由。在这种模式下，生命科技不仅不会成为加剧社会竞争与价值单一化的手段，反而是支持个体实现生命圆满与社会整体价值多元化的有效工具。实际上，新兴生命科技的发展路径本就不具备唯一性，以强化生命功能、延展生命长度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模式，只是在功利性评价体系主导下形成的一种特定选择，其社会意义始终取决于技术与人类需求之间的关联方式。一旦将“适应自然、尊重生命节律”确立为科技发展目标，生命科技的能力提升方向也可以随之调整，并在更广泛的社会共识中获得更高合理性的确证。

其次，新兴生命科技在社会层面的广泛应用催生出一种由个体向社会建构的技术价值观，压抑了社会层面差异的多样性，加剧了人文精神的边缘化，使社会生活充斥着“逆于心”的“不得已”。新兴生命科技作为一种直接面向生命的技术手段，其本身蕴含了一种对生命特定角度的理解，当技术在社会层面推广开来，这种理解必然形成一种具有普世性的技术价值观。而且由于新兴生命科技本身的发展受到一定社会价值观的影响，这种技术价值观与社会普遍认同之间很难表现出异质性，进而在社会层面投射出一种强制性的价值框架，并赋予技术以极致的价值优越性。这一过程中，生命原有的自然价值逐步退场，生命不再被视为“与天地共生”的独特存在，而被迫成为技术测量、改造的项目。当然，这种技术价值观并非凭空产生的，其实质是生命为了突破自身内源性的“不得已”而作出的主动突破，是人类主观能动性在社会生活的表现。 但当技术将这种局部的观念不断放大而变得主流化、普遍化时，个体便陷入了一个由技术塑造的价值框架中，社会的生存压力与竞争性要求使个体不得不与这种技术价值观“同步”发展，最终成为“逆于心”的自我限制。对于生命面对的“不得已”，道家文化承认其存在必然性，并给出了“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庄子 • 人间世》）的态度。而经过新兴生命科技放大而外化的“不得已”，则是被赋予了集体价值观念的外壳而泛化，这并非新兴生命科技天然附带的属性。例如，在部分个体认为自身奔跑速度不够快而选择使用新兴生命科技时，是这部分主体突破自身“不得已”状态的一种尝试，但当这种技术应用广泛有效并推广使用时，即使具备正常奔跑能力的人也被动地陷入了这种“不得已”的状态，且伴随着技术的应用与推广而不断迭代、深化。道家文化“托不得已以养中”的态度是对这种不断深化的技术价值逻辑的解构，而非对技术本身的否定。实际上，正因为新兴生命科技在逻辑起点上是“开放性”的，才具备容纳不同价值取向的潜力，其价值取向也是在社会文化的引导下不断演变的，当以“自然适应”取代“人为优化”成为主流意识时，生命科技的优化路径也自然随之转向。

最后，新兴生命科技将个体社会价值的实现与技术关联，使人类个性化的社会价值转变成统一的技术价值，个体在技术影响下失去社会化动力，难以在社会生活中达到“莫逆于心”的状态。对个体而言，新兴生命科技能够使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在复杂的社会竞争中占据优势，但新兴生命科技的应用并未指向达成人的全面发展的普遍性途径，反而降低了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自主性。主体在社会活动中被技术塑造了行动路径，人之为人的社会期待与内在感受也随之改变，不再自发地从内在生成社会化活动的动力，而是在外在技术体系中寻找被技术赋予的存在意义。道家文化关于个体发展的观点则指向了内在境界的提升，希望以高度个性化的方式提升个体自身的修养，排除外界复杂信息的干扰，复归虚静的内心，以“无为”之法维护内心的平和，并以此反哺主体的社会活动，实现“莫逆于心”的状态。但这种方案的实现过程高度个性化，不具有面向全人类的普适性，因而难以直接用于指导新兴生命科技的作用机制，其意义更多表现在技术应用的形上层面。道家文化对“无为”的强调，恰是一种伦理意义上的“去中心化”尝试——它不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出发点，也不将技术视为绝对理性进程的延伸，而是在更深层次上重新界定“顺应自然”与“个体安顿”的内在关系。“莫逆于心”的理想状态为新兴生命科技的发展提供一种“反向张力”，使技术被迫脱离其自我扩张的路径，转而回应个体差异性和心灵复杂性的伦理要求，有助于在“技术之中”建构起不同于纯粹工具理性的生命价值图景。真正的“莫逆于心”不仅是留存人与人之间自然、真实的情感共鸣，也是个体与世界、与技术之间的一种深层和解，在生命与技术的张力之中达成一种有机的协调与互认。当新兴生命科技从对“完美生命”的单一追求中抽离，转而服务于多样生命形式的自我实现，人类才能真正走出技术中心主义的价值陷阱。此时的技术不再是一种压迫个体的力量，而是一种被重新“安顿”的社会实践，它既嵌入现实，又向着个体内心敞开，使主体能够在技术辅助下以“莫逆于心”的状态合乎自然之理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

综上，新兴生命科技在重塑生命认知、拓展生理能力与精神空间的同时，也引发了对技术与自然、个体与社会、功能与价值之间关系的深刻反思。新兴生命科技并不是一个中立的技术集合体，其所承载的理念、目标与价值评判标准，深受人类文化传统、认知框架和价值导向的影响。道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高度重视“顺应自然”“清静无为”的思想资源，提供了一种反思与重构新兴生命科技发展路径的文化参照，生命不是技术理性可以随意切割与优化的对象，而是与天地自然同源共生的存在整体，生命的自然节律、个体内在的精神自由与社会关系的本真状态，与新兴生命科技在应用过程中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取向形成鲜明对照。道家文化为新兴生命科技提供了一种面向未来的技术观念——即技术的发展不应以征服自然、塑造完美身体或统一社会价值为终极目标，而应在尊重生命自然状态、守护心性自由与维护社会多样性的前提下，实现技术与生命的深度融合。这种融合并非以技术为中心推动的“人机整合”，而是以“道”为本的共生之道，是技术回归生命节律的柔性介入，是人类智慧对技术边界的自觉控制。在道家文化视域下，新兴生命科技的发展不仅应着眼于技术层面的突破，更应回归对生命本体、心性修养与社会伦理的整体关照。道家文化为新兴生命科技提供了一种温和克制、合乎本性的调适路径，有助于引导技术从征服自然走向与自然共生，从工具理性转向生命智慧。新兴生命科技的发展不仅是科学技术的进步问题，更是人类文明演化的方向性选择。生命的本质不仅在于被认识、被延展的功能维度，更在于其天然蕴含的自然性与独特性。生命科技的突破应回望生命的本源，并在具体应用场景中嵌入人文价值的衡量，服务于人类整体发展的美好愿景。面对日益复杂的技术图景，人类亟须在持续推进科技创新的同时，重建技术使用的价值尺度与伦理边界，避免技术沦为生命异化的工具，引导新兴生命科技回归生命本真需要，实现科技与人文的深度融合，走向人与自然、技术与生命和谐共处的至善至美未来。

供稿：办公室

一审：王伊帆

二审：文贤庆

三审：向玉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