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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学院1.引言
随附关系是关于两组事物之间的必然性的共变关系。早些时候，随附关系被广泛地运用于各个哲学领域。由此，学界将随附关系视为有用的哲学工具，不曾提出质疑，而是就随附关系的一些形式特征展开讨论。
当前，随附关系由于自身存在理论缺陷，逐步让位于奠基关系等其他概念。对此，孔斯（Robert C.Koons）从与奠基关系比较的角度，指出奠基关系区别于随附关系的三个关键特征：（1）奠基关系满足反对称性，而随附关系不满足；（2）奠基关系具有超内涵性，而随附关系不具有；（3）奠基关系蕴涵说明关系，而随附关系则不蕴涵说明关系。其中，学界将“缺乏说明性”视为随附关系的核心理论缺陷之一。科瓦奇（David Mark Kovacs）进一步整理出了“错误形式属性”“粗颗粒度”等五项针对随附关系缺乏说明性的质疑。
由于“说明性”蕴涵“反对称性”，“随附关系不满足反对称性”便成为论证“随附关系不具有说明性”的主要理由。为此，学界构造了三种典型的对称性反例指出“随附关系不满足反对称性”，这三种对称性反例分别是：单元素集反例、“必然存在者”反例、“生活–存在”反例。
然而，随附关系虽然饱受诟病，却仍有一定的支持者。例如，在心灵哲学领域，随附关系在被修正一些缺陷后，仍被用于构建非还原物理主义；在元伦理学领域，道德随附关系也有着一定的认可度。不难想见，当前质疑还没有达到抛弃随附关系的程度。
实际上，“随附关系不满足反对称性”存在一定的问题，故而“随附关系不具有说明性”这一论断依然存在可商榷的空间。本文将从消解三种典型的对称性反例出发，对“随附关系不满足反对称性”提出质疑。论证如下：首先，给出随附关系的基本表述，并阐述三种典型的对称性反例；其次，指出这三种对称性反例的缺陷，并消解这三种反例；最后，阐明随附关系与说明性的一般性立场。
2.随附关系的三种对称性反例
随附关系（supervenience）是关于两组事物之间的必然性的共变关系，其核心观念（core idea）是共变（covariation)，意在揭示两组事物之间的本体论依赖关系的内在机制。依照这一核心观念，学界提出了随附关系形式化定义：事物A随附于事物B，当且仅当，“如果B不发生改变，那么A也不会发生变化。”（There cannot be an A difference without B difference）。由于该定义对充当随附关系的关系项、模态强度、辖域采取中立态度，故而被称作原型随附关系（prototype supervenience）。
为了深入理解共变，学界以原型随附关系为基础，从三个维度对随附关系做出了精细化的分类。根据关系项可分为属性随附关系、事件随附关系、事实随附关系等。具体而言，依照关系项的分类是回答“何物随附于何物”（“what supervenes on what”）的问题。采用不同的形而上学范畴，便构成了不同的随附关系，例如，属性随附关系便是“属性A随附于属性B”。需要额外强调的是，学界虽然对于关系项所采用的范畴莫衷一是，却共同主张两个关系项需要采用同类范畴。例如，要么A和B都是属性，不能A是属性，B是事实。根据模态强度分为弱随附关系（weak supervenience）与强随附关系（strong supervenience），前者将共变局限在一个可能世界当中，后者认为共变跨越于多个可能世界。根据辖域分为局域随附关系（local supervenience）和全域随附关系（global supervenience），局域随附关系指出共变只适用于个体的相关属性，全域随附关系则强调共变涉及整个可能世界的属性分布。本文主要讨论随附关系的核心观念（共变）与说明性之间的关联，并不聚焦于随附关系的具体类型，因而将以原型随附关系为讨论的核心。
自20世纪50年代起，随附关系开启了它20世纪下半叶的辉煌历史。黑尔（R.M.Hare）率先在元伦理学领域使用了随附关系，主张道德属性依赖于非道德属性。戴维森追随黑尔的脚步，基于随附关系解决心身问题，构建了反律则一元论。继黑尔和戴维森之后，随附关系在其他哲学领域也得到了重视。例如，在知识论当中，“真随附于存在”成功让真理符合论重新焕发生机；在美学当中，随附关系也被用于表示美学属性对于自然属性的依赖关系。这样一来，随附关系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哲学工具。
然而，随着近些年研究的进展，随附关系的漏洞逐渐展露出来。随附关系的反对者认为：
随附关系自身不是一个说明性的关系。它不是一个“深层的”形而上学关系；相反，它只是一个“表面的”关系，报告了属性之间的变化模式，表明[在背后]存在一种有趣的依赖关系可以说明[属性之间的变化模式]。
为了论证“随附关系不具有说明性”，随附关系的反对者提出了很多理由。其中，“随附关系不满足反对称性”这个理由尤为有力。如所周知，反对称性是说明关系所必需的形式属性。在说明关系当中，只存在用说明项去说明被说明项，而不能反过来用被说明项去说明说明项。随附关系的反对者设想了三种十分典型的对称性反例证明“随附关系不满足反对称性”。这三种反例的具体表述如下。
第一种对称性反例是单元素集反例。
考虑苏格拉底和只有一个成员的集合，该成员就是苏格拉底。因此，如果苏格拉底存在，那么这个集合就必然存在。但是我们并不想因此而说，苏格拉底依赖于这个集合，苏格拉底的本质依赖于这个集合的本质。事实上，我们更倾向于说相反的观点，即这个集合依赖于它的成员。
这个反例涉及苏格拉底和单元素集合{苏格拉底}。必然地，如果苏格拉底存在，那么{苏格拉底}存在。因此，按照随附关系的定义，{苏格拉底}依赖于苏格拉底。这是人们愿意接受的。然而，另一方面，苏格拉底和{苏格拉底}也存在这样的关系：必然地，如果{苏格拉底}存在，那么苏格拉底就存在。所以，根据随附关系的定义，苏格拉底依赖于{苏格拉底}。但人们不愿意接受这个结论。也就是说，随附关系无法把后一种情况剔除出去。
第二种对称性反例是“必然存在者”反例。
当“被依赖者”（dependee）y是一个必然存在者时，便产生了另一种困难。以苏格拉底和数字2为例。假设数字2必然存在，下述情况便是必然的：如果苏格拉底存在，那么数字2存在。然而，我们不希望因此说，苏格拉底依赖于2这个数字，“他是什么”依赖于“数字2是什么”。不仅仅是数字2，对于几乎任何其他必然存在物也是如此。
鉴于一些哲学家（比如《逻辑哲学论》时期的维特根斯坦）一直想要坚持认为，世界中的简单实体是必然存在者，这些难题就格外令人困扰了；因为上述（关于依赖关系的）解释会立刻让他们的立场站不住脚。既然这些实体必然存在，它们相互依赖，因此不可能是简单实体。
数字2是必然存在者，这意味着在条件命题“如果苏格拉底存在，那么数字2存在”中，“数字2存在”这一结论为真。基于此，整个条件命题“如果苏格拉底存在，那么数字2存在”必然为真。也就是说，必然地，如果苏格拉底存在，那么数字2存在。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苏格拉底存在’随附于‘数字2存在’”。同理，苏格拉底作为一种简单实体，也属于必然存在者。所以，“如果数字2存在，那么苏格拉底存在”必然为真。这就满足了“‘数字2’存在随附于‘苏格拉底存在’”。这样一来，“数字2存在”与“苏格拉底存在”构成的随附关系是对称的。然而，如果我们试图利用“数字2存在”去说明“苏格拉底存在”，那么只会出现“‘苏格拉底存在’随附于‘数字2存在’”的情况，而不会出现“数字2存在”随附于“苏格拉底存在”的情况。
第三种对称性反例是“生活–存在”反例。
以苏格拉底和他的生活（his life）之间的关系为例。根据[随附关系]，苏格拉底的存在依赖于他的生活，正如他的生活依赖于他一样。然而，有一种强烈的直觉，恰恰相反，苏格拉底的生活在这里是真正依赖性的事物（entity），而苏格拉底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存在者（实体）。我们想说，苏格拉底的生活只是因为苏格拉底存在而存在，而如果说苏格拉底因为他的生活存在而存在，那就是本末倒置了。连词“因为”是反对称的（asymmetrical），因为它表达了一种说明关系，并且说明是反对称的。
根据该反例在其他地方的表述，“苏格拉底的生活”是指“时间中展开的事件或者过程”。从事件语义学（event semantics）的角度来看，“苏格拉底的生活”（Socrates’life）这样的表达式被称为“派生性的名词短语”（derived nominal phrase)，其中life是由live这样的动词派生过来的。换言之，“苏格拉底的生活”这一名词短语，等同于事件“苏格拉底过着如此这般的生活”。“苏格拉底过着如此这般的生活”随附于“苏格拉底存在”。反之，“苏格拉底存在”也随附于“苏格拉底过着如此这般的生活”。这使得我们难以厘清究竟是用“苏格拉底存在”去说明“苏格拉底过着如此这般的生活”，还是相反。
3.消解单元素集反例
由于单元素集反例自身并不满足随附关系，故而随附关系的反对者无法凭借单元素集反例来表明随附关系缺乏可说明性。消解单元素集的具体策略如下。
首先，论证单元素集反例当中的关系项分别是实体与属性。单元素集反例涉及的是对象“苏格拉底”和单元素集{苏格拉底}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有对象“苏格拉底”和单元素集合{苏格拉底}两个关系项。显而易见，对象“苏格拉底”意在表明某种实体。对于单元素集合{苏格拉底}属于什么样的形而上学范畴，则需进一步解释。根据集合论的基本知识，一个集合有不同的表示方法。单元素集{苏格拉底}这种表示方法属于列举法。除了列举法之外，还可以用描述法来表示集合。由此，单元素集{苏格拉底}根据描述法可改写为：{∃!x|x是苏格拉底}（∃!意为：有且只有一个）。由描述法可以看到：单元素集{苏格拉底}实际上是想通过集合的方式表示属性“是苏格拉底”。
其次，实体与属性的关系是例示关系，而不是随附关系。用“苏格拉底”与单元素集{苏格拉底}来考察实体与属性的关系比较抽象。对此，现以“钢笔能够书写”为例来进行更为直观的分析。在这个案例中，“钢笔”是实体，“书写”是功能属性。现假设“‘书写’随附于‘钢笔’”。按照随附关系，如果“钢笔”发生变化，“书写”便会发生改变。然而，将实体“钢笔”换为实体“圆珠笔”，功能属性“书写”并没有消失。由此，功能属性“书写”并没有随附于实体“钢笔”。实际上，“钢笔能够书写”意在表明“钢笔具备书写功能”。换言之，实体“钢笔”与属性“书写”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例示关系。同样地，属性“是苏格拉底”并没有随附于实体“苏格拉底”，而是实体“苏格拉底”例示了属性“是苏格拉底”。也就是说，“苏格拉底”和单元素集{苏格拉底}只满足例示关系，而没能构成随附关系。
对此，单元素反例的提出者可采取如下回应：由于“书写”是一种功能属性，而“是苏格拉底”并非功能属性，从而分析“钢笔能够书写”无助于理解“苏格拉底”与“是苏格拉底”之间的关系。
然而，单元素集反例提出者的回应即便是成功的，也没能妨碍本文对单元素集反例的质疑。在此，本文将立足于学界两类主流的实体理论，表明单元素集反例并不成功。
第一种实体理论是初基论（primitivism）。初基论者认为：实体是一种本体论独立的概念。根据初基论的定义，“苏格拉底”由于表示实体，从而不会随附于其他事物。也就是说，只存在：属性“是苏格拉底”随附于实体“苏格拉底”；而实体“苏格拉底”并没有随附于属性“是苏格拉底”。由此，单元素集{苏格拉底}随附于“苏格拉底”满足反对称性。
第二种实体理论是束理论（bundle theory）。束理论者认为：实体由一些属性共同组合而成，等同于一捆属性（a bundle of properties）。根据束理论，实体“苏格拉底”可分析为不同属性的逻辑合取，即：“苏格拉底”=(“是苏格拉底”∧“好辩论”∧“老头”∧…)。单元素集{苏格拉底}则表示属性“是苏格拉底”。根据形式逻辑，(“是苏格拉底”∧“好辩论”∧“老头”∧…)必然蕴涵“是苏格拉底”。然而，“苏格拉底”有可能并不“好辩论”，而是“沉默寡言”。因此，属性“是苏格拉底”并不必然蕴涵(“是苏格拉底”∧“好辩论”∧“老头”∧…)。
4.消解“必然存在者”反例
与单元素集反例类似，“必然存在者”反例同样也没能满足随附关系。因而“必然存在者”反例无法表明随附关系缺乏说明性。消解“必然存在者”反例的论证如下。
根据“必然存在者”反例的表述，苏格拉底是一种简单实体，具有必然性。对此，需要指出“苏格拉底存在”究竟为何种必然性，以便探讨“苏格拉底存在”与“数字2存在”之间的关系。真势模态逻辑通常区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必然性：律则必然性、形而上学必然性、逻辑必然性。具体而言，
p是律则上必然的，当且仅当，p从自然律的元素中（逻辑）推导得来；
p是形而上学必然的，p从形而上学规律的元素中（逻辑）推导得来；
p是概念[也即，逻辑]上必然的，p从概念真理的元素中（逻辑）推导得来。
这三种必然性的模态力大小依次递增。
“苏格拉底存在”具有形而上学必然性，“数字2存在”则具有逻辑必然性。正因为苏格拉底在存在的同时却违背自然律（如苏格拉底会飞）是可能的，所以“苏格拉底存在”在模态力上强于律则必然性。然而，苏格拉底需要遵循形而上学规律。一般而言，形而上学规律是关于本质与偶性的规律；本质使得一个事物能成为其自身，偶性则不然。苏格拉底如果丧失了其本质，苏格拉底便不复存在。也就是说，“苏格拉底存在”是形而上学必然的。与之不同，数字2这类必然存在者不存在本质和偶性的区分，从而不受到形而上学规律的约束。数字2的必然性建立在逻辑规律之上：否认数字2存在的命题会导致逻辑矛盾，因此“数字2存在”具有逻辑必然性。
对此，克门特（Boris Kment）在《模态与说明推理》一书的第二章中构造了一种可能世界的球模型试图更为直观地展示上述观点。根据该模型，所有逻辑一致的可能世界构成了一个集合，其中包含了一个现实世界@。这个集合成为了围绕现实世界@的球体。现实世界@在球体的中心，集合中的其他可能世界围绕着现实世界@。球体包含的可能世界的数量决定了球体的大小，反映必然性的程度。如果球体越小，那么必然性程度就越小。其中，律则（nomic）必然性构成的球体最小，形而上学必然性构成的球体居中，逻辑必然性所构成的球体最大。克门特在一些文本中将逻辑必然性描述成概念必然性，这三种必然性的比较如图1所示。
从图中不难看出，形而上学必然性是逻辑必然性的真子集。由此，“苏格拉底存在”由于在可能世界的数量上少于“数字2存在”，从而成为了后者的真子集。进一步而言，正因为“苏格拉底存在”与“数字2存在”不构成随附关系，所以“必然存在者”反例并没有成功表明随附关系不严格满足反对称性。
图1: 克门特的球系统与必然性刻度
对此，随附关系的反对者可做出回应。随附关系通常要求关系项属于同一形而上学范畴。在单元素反例中，关系项是实体与属性（异范畴），随附论者可通过否认二者构成随附关系来消解反例；然而“必然存在者”反例的关系项均为“存在”（同范畴）。尽管以真子集关系论证该反例存在反对称性，但需额外证明随附关系在逻辑形式上等价于真子集关系。
随附关系本质上由必然性、可能性等模态概念界定，且可能世界语义学分析必然性等模态概念为学界公认。这样就使得随附关系能够在逻辑形式上等同于真子集关系。原型随附关系为，A随附于B，当且仅当，如果B不发生改变，那么A也不会发生改变。根据可能世界语义学将此翻译为，在B为真的可能世界，A也为真。这样一来，A为真的可能世界集是B为真的可能世界集的真子集。
5.消解“生活–存在”反例
“生活–存在”反例同样没能满足随附关系，故而随附关系的反对者也无法凭借“生活–存在”反例指出随附关系缺乏说明性。对“生活–存在”反例的具体回应如下。依前述，在“生活–存在”反例当中，分别有两个事件。
事件A：苏格拉底过着如此这般的生活。
事件B：苏格拉底存在。
由于“存在”一词可以采纳两种不同的理解，故而事件A和事件B将分为两种情况讨论。第一种情况是按照现代逻辑的做法将“存在”一词理解为量词。根据“苏格拉底”是专名，事件A将被理解为事件A1。
事件A1：“至少有一个x，至多有一个x,x是苏格拉底，并且x过着如此这般的生活”。
根据“存在”是一个量词，事件B被理解为事件B1。
事件B1：“至少有一个x,x是苏格拉底”。
（设“x是苏格拉底”为“Sx”，“x是过着如此这般的生活”为“Lx”)
事件A1符号化为：(∃x)(Sx∧(∀y)(Sy→x=y)∧Lx)
事件B1符号化为：(∃x)(Sx)
根据逻辑规律，事件A1逻辑蕴涵事件B1。具体而言，事件A1通过谓词逻辑的存在个例化原则（existential instantiation）得到“至多有一个x，x是苏格拉底，并且x过着如此这般的生活”（Sx∧(∀y)(Sy→x=y)∧Lx）。“至多有一个x,x是苏格拉底，并且x过着如此这般的生活”（Sx∧(∀y)(Sy→x=y)∧Lx）通过命题逻辑的简化律（simplification）得到“x是苏格拉底”（Sx）。最后，“x是苏格拉底”（Sx）经由存在概括原则（existential generalization）得到事件B1“至少有一个x,x是苏格拉底”（(∃x)Sx）。由此，根据现代逻辑的翻译，事件A与事件B之间只满足逻辑蕴涵的关系，而没能满足随附关系。
第二种情况是依照古典逻辑的做法将“存在”一词理解为谓词“是存在的”，进而表述一种特定的属性。根据“是存在的”是一种谓词，事件B将被当成下述事件B2。
事件B2：“至少有一个x，至多有一个x,x是苏格拉底，并且x存在”。
（设“x是苏格拉底”为Sx，“x存在”为“Ex”)
事件B2符号化为：(∃x)(Sx∧(∀y)(Sy→x=y)∧Ex)
如果将事件B理解为事件B2，事件A和事件B之间的关系最终取决于“是过着如此这般的生活”与“存在”两种属性的关系。然而，“是过着如此这般的生活”与“存在”两者之间并不满足随附关系，而是一种已定（determinate）与可定（determinable）的关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是过着如此这般的生活”与“存在”满足“已定–可定”关系三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已定–可定”关系的第一个重要特征是“已定者”比“可定者”要更加具体。“存在”这一属性聚焦于一个事物“有或无”。然而，“是过着如此这般的生活”这一属性则涉及某个人在特定历史时空当中的具体体验。无论是“采用精神助产术教导雅典公民”还是“被雅典陪审团判渎神罪而被迫自杀”，都比探讨一个事物“有或无”更为具体。由此，“存在”是可定者，“是过着如此这般的生活”是已定者。
“已定–可定”关系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可定者”不是“已定者”通过逻辑析取得来的。除了“过着如此这般的生活”之外，苏格拉底还能够以其他的方式存在。例如，现代人通过阅读书籍了解苏格拉底的思想，这表明了苏格拉底以一种抽象的方式存在。换言之，“存在”还拥有“抽象存在”这样的已定者。然而，“存在”作为并不能够被理解为“是过着如此这般的生活”这个已定者与“抽象存在”这个已定者的逻辑析取。“存在”可以同时是“过着如此这般的生活”和“抽象的存在”，也可以是“过着如此这般的生活”和“抽象的存在”当中的任意一种。“存在”甚至还有可能出现：既不是“过着如此这般的生活”，也不是“抽象的存在”。
“已定–可定”关系的第三个重要特征是“已定者”不是“可定者”通过逻辑合取得来的。“存在”与其他的可定者依照不同的划分标准有不同的分类，无法通过将“存在”其他的两个可定者逻辑合取得到“过着如此这般的生活”。
对此，“生活–存在”反例的提出者认为：上述论证只是表明“是过着如此这般的生活”与“存在”满足“已定–可定”关系，但是“已定–可定”关系也可能是一种随附关系。
然而，虽然“已定–可定”关系也可能是一种随附关系，但这一点并不重要。更为重要的问题是：通过将“是过着如此这般的生活”与“存在”两者的关系当成“已定–可定”关系，能够表明“是过着如此这般的生活”与“存在”两者的关系是反对称的。“是过着如此这般的生活”作为已定者，相比于“存在”这个可定者更加具体。如果“是过着如此这般的生活”这个“已定者”发生了改变，那么“存在”这个可定者由于“是过着如此这般的生活”这个已定者发生改变，必然会发生改变。然而，“存在”这个可定者发生改变并不必然地导致“是过着如此这般的生活”这个已定者发生变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存在”这个可定者发生改变有可能是由于其他的已定者发生了变化。
6.对称性反例对随附关系与形而上学说明的启示
通过上述分析，三类对称性反例对随附关系说明性的挑战都能够化解。更进一步而言，应对这三个对称性反例不单是弥补随附关系的缺陷，对于厘清随附关系和形而上学说明都具有一般性的理论意义。
首先，应对这三个对称性反例对澄清随附关系的相关概念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下文将指出，这三类对称性反例都围绕随附关系的关系项来质疑随附关系的说明性。通过揭示这些反例针对随附关系的关系项的理论实质，有助于随附关系的精确化。
对单元素集反例的回应表明，随附关系的两个关系项一般由同类的形而上学范畴充当，不会出现不同类别形而上学范畴充当的情况。“什么随附于什么”（what supervenes on what）当中的两个“什么”（what）是随附关系的关系项，这两个关系项由什么样的形而上学范畴来充当对于随附关系来说十分重要。“属性”“事件”“事实”这些范畴都是充当随附关系的关系项的重要选项。根据前述分析，单元素集反例是关于实体和属性这两类形而上学范畴的关系，从而只满足例示关系，而不是随附关系。
对必然存在者反例的回应表明，随附关系虽然采用必然性、可能性这类模态概念表述本体论依赖关系，但原型随附关系和以之为基础的随附关系基本类型在刻画两个具有不同必然性的关系项还存在不足，需要更严格的形式化表述。必然存在者反例抓住了随附关系通过必然性定义这一点，表明两个都具有必然性的关系项如果构成随附关系会出现对称性。但根据前述分析，“苏格拉底存在”和“数字2存在”两者属于不同的必然性，前者的必然性是后者的必然性的真子集。对此，需要对随附关系做更为严格的界定，得到了严格随附关系（proper supervenience）。A严格随附于B，当且仅当：（1)A随附于B；(2）反之则不然；（3)A不随附于B的任何一个真子集。
“活着–存在”反例的回应表明，当前随附论者大都是从关系项的外延出发揭示两个事物的共变关系，需要重新审视以往随附关系的基本类型。如果以外延的角度看待“苏格拉底过如此这般的生活”和“苏格拉底存在”，由于这两个事实都指称同一个人“苏格拉底”，从而这两个事实的关系便构成了对称关系。在当代，包括随附论者的大多数哲学家都接受利用可能世界语义学分析模态概念。这样就使得模态算子的（强、弱）随附关系等同于量化可能世界的（强、弱）随附关系，而量化可能世界便是从外延角度对待随附关系的关系项的。前文指出“苏格拉底过着如此这般的生活”和“苏格拉底存在”实际满足一种“已定–可定”关系，便揭示了这两个事实的关系不能单从外延角度分析。模态算子的（强、弱）随附关系留有与“已定–可定”关系一致的理论空间。对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模态算子的（强、弱）随附关系作为随附关系基本类型的地位并加以利用，而不是单纯将其还原为与之对应的量化可能世界的（强、弱）随附关系。
另一方面，应对这三个对称性反例也有助于深入理解形而上学说明的问题。这三个反例都通过质疑随附关系的逻辑形式属性，进而反对随附关系能够完成形而上学说明任务。这三个反例最终落脚点是随附关系“有无说明性”。对此，前文已经为随附关系做出了辩护。然而，对形而上学说明而言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形而上学关系能够说明两个事物（entity）在本体论上何者更为基础的问题”（简言之，“相对基础性”问题）。“相对基础性”问题并不像应对对称性反例那样，通过论证随附关系具有某种逻辑形式属性便能解决，而是需要在比较不同形而上学关系的核心观念的基础上做出选择。
回答“相对基础性”问题的关系通常是本体论依赖关系。学界将本体论依赖关系划为两派，一派是在表述上带有必然等模态词的，随附关系是这派的代表；另一派则是在表述上没有模态词的，以形而上学奠基关系（metaphysical grounding，以下简称奠基关系）为代表。通过下述比较便能发现，随附关系比奠基关系更能胜任解答“相对基础性”问题的任务。
奠基关系通常有两种表述，但是这两种表述都无法展现出其核心观念能够说明“相对基础性”问题。一种表述是“x奠基于y”(x is grounded on y）。对于“相对基础性”问题的回答便是，y在本体论上比x更基础，因为“x奠基于y”。这种表述的问题在于，“x奠基于y”在语义上其实就是“x的基础是y”。从而，y比x在本体论上更基础，因为“x的基础是y”。这样一来，奠基关系的第一种表述在解答“相对基础性”问题上便出现了同语反复。另一种表述是关于奠基关系的操作观点（operative view）：“x因为y”(x in virtue of y）。对于“相对基础性”问题的回答便是，y在本体论上比x更基础，因为“x因为y”。如所周知，因果关系通常也采取“because of”“in virtue of”等“因为”表达式。这样一来，奠基关系的核心观念和因果关系的核心观念便混淆在一起。然而，奠基关系要解决的“相对基础性”问题涉及的是共时间的（synchronic）现象，而因果关系所要说明的现象是历时间的（diachronic）。
与奠基关系不同，随附关系的核心关系的核心观念能够成功地解答“相对基础性”问题。之所以y比x在本体论上更为基础，是因为“如果y不发生改变，那么x不会发生变化”。这种说明一方面不会像奠基关系第一种表述那样出现同语反复，另一方面也不会像奠基关系的第二种表述那样与其他形而上学关系出现混淆。
最后，三类对称性反例的出现也表明，随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形而上学说明的理论工具，并不代表用了这个工具就能直接解决形而上学当中的具体问题。形而上学当中存在着“特殊的形而上学”（special metaphysics）和“普遍的形而上学”（general metaphysics）的区分。“特殊的形而上学”所要处理的是具体问题，例如，“数的本质是什么”，“心灵是不是实体”。然而，“普遍的形而上学”则是在研究那些能够被用于解决具体哲学问题的一般性范畴。例如，属性、因果关系各自的本质。对随附关系自身的研究属于“普遍的形而上学”，“A随附于B”本身并不预设任何具体哲学问题的特定立场，只提供了“倘若B不改变，那么A不会改变”这样的理论框架。A、B这两个关系项填入具体的内容，便形成了相应的哲学立场。如果B填入物理属性，A填入心理属性，便承诺物理主义；如果B填入心理属性，A填入物理属性，便导向唯心主义的立场。
供稿：办公室
一审：王伊帆
二审：文贤庆
三审：向玉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