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成果

萧平，湖南长沙人，武汉大学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副教授，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入选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2013），湖南师范大学青年优秀人才培养计划（2014），湖南师范大学首批“世承人才计划”（2016），美国罗耀拉玛丽蒙特大学（LMU）访问学者（2017-2018）。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先秦诸子、道家与道教、宋明理学。出版了《老庄自然观念新探》、《传习录校释》、《庄子》（译注）、《黄老道家民论》《儒道情感哲学及其现代价值》（合著）《中国哲学经典导读》（主编）等9部著作，在《中国哲学史》、《孔子研究》等海内外刊物发表论文四十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级、省部级以及横向课题多项。

前 言

“中国哲学经典导读”是普通高校哲学专业的必修课，是继“中国哲学史”课程后的一门重要专业课程。常常有学生提出疑问：我们已经学过了中国哲学史，通过《中国哲学史》教材读过不少中国哲学经典，为什么还需要专门学习“中国哲学经典导读”这门课程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认真回应的问题。我们认为，虽然“中国哲学史”课程（包括“现代中国哲学”课程）已经涉及中国哲学经典的引证与解读，但作为一门通史性质的课程，其重心是通过对历史上哲学家思想体系的分析，从宏观上建构起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展现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揭示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整体特征。而“中国哲学经典导读”课程则是要通过哲学文本的深入分析，去论证中国哲学史学习过程中所得出的一般性结论，并进而促使读者去思考，哲学经典中所探讨的问题在今天是否仍然有效？我们能否对这些问题作更深入的思考？借用冯友兰先生的讲法，如果说“中国哲学史”的学习主要体现了“照着讲”，那么“中国哲学经典导读”的学习则要逐渐开始转向“接着讲”，至少要促使学生萌发“接着讲”的意识，并自觉地去探究哲学问题。

要促成这种转向，中国哲学经典导读课程的学习显然要遵循一定的方法。就这门课程的性质与内容而言，我们不妨将其化约为阅读经典的方法与研究中国哲学的方法。古人关于读书的方法有不少探究，至今仍然为人所推重的当属《朱子读书法》。朱熹是一代大儒，南宋著名的理学家，他一生涉猎广博，著述宏富，他总结出的读书法一共有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记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虽然世易时移，古今有别，但朱熹的这六条读书法即便放在今天也仍然适用。正如历史学家余英时所言：“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味的无过于朱熹。”（《我们今天怎样读中国书》）希望读者们可以借鉴朱熹的读书法去阅读中国哲学经典。

关于研究中国哲学的方法，阅读经典就是一种理解经典的活动，而研究则是一种新的理解与诠释。然而“一切理解必然包含某种前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这就意味着，任何一个读者在阅读经典时，内心必然先在地具有某种观念或判断，因此，即便是阅读同一本经典，我们有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正如莎士比亚所说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经典的诠释是一种随意性的活动，相反，对于专业研究者而言，我们始终认为，诠释经典必然要遵循一定的方法或原则。为了更好地讲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从两个方面来略加探讨，一是经典研究的层次，二是经典诠释的原则。

我们认为，经典研究大致有三个层次，第一，探究经典的本义，即求“是”的问题。阅读经典首先就是要去探求经典本身的真实含义，而经典文本的真实含义原是客观存在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以《论语•子路》中的“樊迟请学稼”这一章为例，樊迟请教孔子的真实意图以及孔子批评樊迟的真实含义都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是经典的本真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探究到这种本真性，尽管我们仍然在使用相同的文字，但字词的读音、语义都在改变，文本中人物的身份地位、性格品德、对话的具体语境等信息我们掌握得并不完整。因此，要完全理解经典文本的真实含义，可以说困难重重。但也正是因为这些客观困难，才使得追寻经典本真性的诠释活动有意义。

第二，考察经典的历史，即求“变”的问题。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必然是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被后世不断地诠释，因此经典同时也就意味着变化。比如《礼记·大学》中的“格物”与“致知”，汉代有郑玄的注解，宋代有程朱的诠释，明代有王阳明的理解，各有差异。后世学者对某些经典的解读往往又形成了新的经典，比如朱熹的《大学章句》，王阳明的《大学问》。既然我们承认经典文本的本真性，那为何后世在探求本真性的过程中会产生诸多分歧？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是什么？探究经典中某些思想观念在历史上的发展、演变以及影响，这就是一种观念史的研究。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经典的第二个层次。

第三，阐发经典的价值，即探求“在”的问题。经典“在”当下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去阅读经典？这个问题很复杂，但如果从哲学角度去看，我们之所以还要去读经典，主要是因为这些经典所探讨的问题具有永恒性、超越历史性。换言之，我们和古人面临着相同或相似的问题，如生死、鬼神、命运、正义、人性善恶，等等。对此前人已经做出了一些可贵的探索，经典文本就是他们思考的产物，阅读经典是现代人的一种存在方式，由此我们可以进入经典的思想世界，通过游历经典去探寻智慧，寻求贯通人类历史的精神与信仰，从而促使我们更为自觉地生存在世。当然，这三个研究层次并不是截然分立的，通常我们的研究往往贯通了其中的两者或三者。

关于经典诠释的原则，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是，中国哲学史上曾经存在着汉学与宋学两大诠释流派，他们分别对早期儒家经典进行诠释，但又彰显出不同的诠释特征。一般来说，汉学重考据，宋学重义理。汉学运用小学的方法，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等，对经典中的字词句、名物等进行考证，追求经典原始含义的还原，体现出一种客观精神。宋学则注重对经典的精神主旨、天道人道的发掘，探究微言大义，为现实生命体的生存在世提供某种形上根据与价值原则，这是一个追求生存意义与探索生命价值的诠释进路，彰显出人的主体精神。然而，不管是偏重考据还是偏重义理，诠释者在进行经典诠释的时候，都必然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我们将这种诠释原则概括为三个：

其一，语言学原则。这里的语言学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语义学、语法学、语源学、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等。经典文本由以构成的字词句、篇章结构等都是客观的，因此经典诠释必然要遵循文字、音韵、训诂、语法等客观规律，这应当成为经典诠释的首要原则。古书难读，首先就难在文辞句义的理解，因此读古书还必须懂一点训诂。比如《论语•子张》中的“学而优则仕”，现代人已经耳熟能详，然而又有多少人能准确理解这句话的原义？不少人都将这里的“优”解释为“优秀”，很显然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朱熹注曰：“优，有余力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学习如果有余力就去做官。现代人的通俗理解已经改变了经典文本的原义。诚然，要真正建立起这种原则确实不易，毕竟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研究领域仍然存在着诸多争议。以《孟子•告子上》中的“乃若其情”之“情”的训释为例，至今仍然存在着分歧，有的解为“情感”，与“性”相对，如赵岐、朱熹、焦循、李景林等；有的解作“实、实情”，如戴震、徐洪兴、杨泽波等；有的解为“资质，材质”，如陈蒲清、杨逢彬等。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因为存在诸多争议，而忽视特定历史时期的语言文字、语法等方面的客观规律，遵循语言学的规律应当成为我们阅读经典的首要原则。

其二，历史情境原则。经典文本形成于特定历史时期，经典中的人、物、事都有着特定的历史痕迹，很多观念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包括社会制度、阶层结构、礼仪习俗等。忽视这一点，我们往往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与理解，或枉费心力去为之辩护。比如《论语》中的“君子”“小人”这两个观念并非都是从道德上来讲的。还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老子》第六十五章）等，不少人曾为这些文本的解读争论不休，有的批判，有的辩护，其实很多论辩之辞不过是为了捍卫诠释者心中的某种信仰或价值观而已。因此，摒弃现代人的种种成见，以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去看待经典，遵循历史情境原则，在经典诠释中十分必要。

其三，逻辑融贯原则。经典诠释必然要对经典进行全面的理解，而不能断章取义，因此诠释所使用的概念应当贯通经典本身，形成逻辑融贯。一般来说，中国哲学以“生命”为中心，特重“主体性”（Subjectivity）与内在道德性（Inner-morality）（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因而并未发展出独立的、严整的逻辑学、知识论与科学方法。但如果我们把哲学定义为一门讲道理的学问，那么哲学经典必然要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荀子•非十二子》），而“哲学家不辩论则已，辩论必用逻辑”（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这就意味着哲学家们在阐发他们的观点时必然都要遵循一定的逻辑。经典诠释就是要去探究这些哲学思想的内在逻辑，如果有可能的话，还要运用逻辑的方法去指出它们的不足，进而尝试更好地论证。

最后，我想简单谈谈这本教材的形成。本人任教的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创建于1996年，1998年开始招收本科生。湖南师范大学哲学学科是湖南省“十二五”优势特色重点学科、“国内一流建设学科”，2019年入选湖南省一流哲学本科专业建设点，2020年“景德学堂”获批湖南省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目前每年新增攻读哲学专业的本科生（含辅修哲学专业）约120人左右，每年都有一批本科生进入全国知名高校继续深造。2021年，哲学专业入选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有包括“中国哲学史”在内的两门国家一流本科课程。为了加快一流本科专业的建设，哲学系为此召开了多次会议，其中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本科教学改革，而教材编写又是课程教学改革中的重要内容。本人长期从事哲学本科教学，担任“中国哲学经典导读”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学习“中国哲学经典导读”课程，我们组织了几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者们编写了这本《中国哲学经典导读》教材。本教材既适合普通高校哲学专业本科生、研究生使用，也可以供中国哲学的研究者们参考，还可以为中国哲学的爱好者们提供一种指引。

在编写教材之初，我们曾对国内已有的同类教材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调研，同时还借鉴了英语世界一流大学的本科生教材，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本教材编写的定位以及风格。从全书体例来看，每一部经典导读，我们都分别设置了经典简介、导读、原文、注释、进阶读物、思考与问题、参考文献。“经典简介”是对经典及其作者的介绍，包括作者的生平、经典的形成、流传以及重要版本，交待所选文本的底本、参校本等。“导读”简要介绍所选文本的基本思想、主要观念、逻辑层次等，引导读者深入阅读。“原文”精选善本为底本，同时参校重要的版本，秉持审慎的原则，对有些底本的标点与分段略有改动。底文有误，则据参校本改正，部分古文字，遵循《通用规范汉字表》《古籍印刷通用字规范字形表》等国家标准作了相应的改动，不一一出注。“注释”是对所选文本中的疑难字词进行注解，个别疑难句子稍作翻译或分析。“进阶读物”相当于further readings或suggested readings，旨在将最新的、最好的研究成果推荐给读者，既有学术性很强的专著，也有一些注释、翻译类雅俗共赏性读物，以便于读者循序渐进。“思考与问题”主要以所选文本中的核心概念和命题为中心，设置一些有思想性、前瞻性、开放性的问题，旨在引导读者思考与探索。“参考文献”是编者在撰写上述几项内容时所参考的书目，因有些书目与进阶读物重复，笔者在最后统稿时略有调整。

中国哲学经典很多，如何选择是一个颇为困难的事情。在经典文本的选择上，我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同时借鉴国内同类教材的做法，并与编委们进行了讨论。在此过程中，湘潭大学的张晚林教授、湖北大学的刘元青教授等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确定入选经典后，我只初步拟定篇目，具体选编权由各位编委负责，最终形成了目前的规模，和最初的设计相比，删减了近五分之一的篇幅。我们特别增加了20世纪中国哲学经典导读一章，选择了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牟宗三四位学者的代表性著作进行导读，以显示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

术业有专攻，我们在分配全书的撰写任务时，尽可能地考虑了编写者们的研究专长，按照章节顺序，具体撰写任务如下：

黄敦兵教授：第三章第一节、第九章第二节；

刘体胜副教授：第三章第二节；

王巧生副研究员：第七章第三节；

夏世华副教授：第五章第一节；

丁小平副教授：第六章；

马俊副教授：第七章第一节；

彭婷博士：第七章第二节；

邹啸宇副教授：第八章第一节；

郭园兰教授：第八章第二节；

刘元青教授：第十章第一节；

周慧教授：第十章第二节；

刘金鹏副教授：第十章第三节；

林合华副教授：第十章第四节。

上述内容之外的其他章节均由本人承担，但第四章的第二节，我在完成基本的文本校勘和注释后，因病住院，不得已请王巧生兄帮忙完成。此外，本人还负责全书的编撰体例和统稿工作。特别感谢参加编写工作的各位学者，他们在繁重的科研和教学任务之余，承担了本书的编写工作，并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本书的形成实有赖于他们的鼎力支持。书稿初定后，我们又请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张晚林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陈仁仁教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郭刚教授审稿，感谢他们提出的修改建议，这对于书稿的完善有很大帮助。

本书是湖南师范大学校级规划教材立项的成果，得到了湖南师范大学教务处、湖南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南师范大学中华伦理文明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规划教材项目经费与哲学一级学科经费的合力资助使得本书得以顺利出版。作为本书的顾问，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的张怀承教授、徐仪明教授、邓名瑛教授及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文碧芳教授对本书的编写进行了指导。感谢湖南人民出版社对本书的支持，责任编辑吴韫丽、刘烨为本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本书的编写历时四年多，近五十万字，工作千头万绪，所幸有各方力量的协助。尽管如此，书中难免有一些粗疏之处，敬请读者们批评指正，以便后续的修改完善。

目  录

后 记

著述之艰辛，非亲历者不能深切体会。《中国哲学经典导读》教材经过四年多的努力，终于正式出版了。因为本教材篇幅较大，编委较多，以及编委们日常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繁重，在编撰进度上很难协调一致，所以拉长了编写的时间。在初稿出来后，我们又遵照编撰体例对书稿进行反复修改和调整，力求保持整体风格的一致，这个过程也占据了相当长的时间，为此我们两次申请了延期结项，感谢项目主管部门的理解与宽容。

我们的初衷是要尝试编写出一本有点新意的教材，为了实现这一愿望，在本教材的编写过程中，笔者和各位编委保持了紧密联系，并就经典选材、编撰体例等问题反复沟通。按照我们的理解，中国哲学经典的导读，并不仅仅是将一些疑难字词注释出来，也不止于将所选材料的核心思想在导读中加以阐发，更为重要的是要引导读者去思考和探索，为此我们比较注重进阶读物的选择、思考与问题的设计。进阶读物通常可以展现学界研究的重点和前沿，思考与问题则要在关注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反思相关概念或命题的解读，重温哲学问题的论证，进而探究某些哲学问题的未来发展趋势。在教材的编写之初，我们就明确主张，要尽量避免将问题简单地设置为解释某个概念与命题，或某个哲学家的某个思想包括哪些内容。当然，这并不是说基本概念或命题的理解不重要，而是说我们必须在理解这些概念与命题的基础上进而思考，哲学家提出这些概念或命题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他们真正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吗？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与古今中外其他哲学家有何不同？当下我们还能如何去思考与解决。要设计出这类问题，我们不仅要熟悉当下正在阅读的中国哲学经典，同时还需要去探究哲学史上的其他中国哲学经典，以及其他文明传统中的哲学和宗教经典，甚至还要求我们关心社会生活实践，关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这无疑对编者和读者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我们追求这一目标，但要真正实现还很难，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尤其离不开同行的指正和读者的帮助。

本书的撰写和出版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哲学系主任向玉乔教授多次询问本书的编撰进度，并积极帮忙联系出版事宜。三峡大学的柯移顺副教授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不少研究材料。作为本书的雏形，部分讲义曾多次在“中国哲学经典导读”“道家哲学”“《传习录》导读”等课堂上使用，学生们积极参与讨论，促进了讲义的完善。研究生卢前瑶、张凯帆曾协助我将部分经典文本录入文档并完成初步校勘，刘星雨帮我查找了一些资料。书稿清样出来后，除了编者认真校读原稿外，我又请研究生张磊、王硕、贺元鹏、李知梦、李哲乾、陈莉敏、袁新月、李海容、朱艺彤等人再次核对了原文和引文。此外，作为主编，我对书稿进行了三次通读和修改，重要的修改内容分别与编者进行了沟通，个别体例方面的问题， 则由我统一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