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成果

建构中国自主伦理学知识体系既是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刻呼唤。对处于新时代的伦理学人而言，深刻领悟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国家大势，清醒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交相叠加及其所显现出来的人类发展大势，全面把握“两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价值合理性和伦理正当性，无疑是“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的集中体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找到建构中国自主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才谈得上“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建构中国自主伦理学知识体系，必须而且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为指导，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道德文化，紧紧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具体实践的社会主义先进道德文化建设，将目光和视野面向世界和未来，在坚持“两个结合”价值原则的基础上突出“培根”“铸魂”“筑梦”的三大价值追求和目标导向。如果说，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是“培根”，那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则是“铸魂”，致力于建构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一致的新型伦理文明则是“筑梦”，三者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彼此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支撑起中国自主伦理学知识体系的框架结构。

“培根”是说建构中国自主伦理学知识体系必须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之根。建构中国自主伦理学知识体系首先必须将根扎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的深厚土壤里，对近代以来受西方文化冲击而显得“花果飘零”的中华伦理文化之树进行“灵根自植”，亦即将树干彻底扶直，洗涤其枝干上的污泥浊水，更重要的是要更好地培植根系，同时还要培土、浇水、施肥。根者，事物之本源也。有“根”才有本源和底蕴，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数千年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治生意识、济世智慧等的总和，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滋养和动力源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着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只有接续上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植根中国文化土壤，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且独特的智慧和精髓，夯实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屹立不倒的深厚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其建构的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和精神影响力。“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继承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在守护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就是在传承中华文化的文脉。“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理论的形成、制度的完善和文化的发展都是建立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的。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体系中，伦理思想及与之相关的核心价值理念、传统美德、民族精神占有着最为重要的地位。中华文明自伏羲炎黄时代开始就已经奠定了尊道贵德、志道据德及以大道大德赢得天下信服并由此建构民族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的始基，后经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和孔孟老庄以及墨法诸家的激扬推扩，逐渐发展成一种以道凝聚共识、以德培育品格、以仁成就德性、以义凸显公正、以礼建构秩序、以智明辨是非、以信赢得认同的伦理型文化和文明。中华伦理文明和中华伦理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和“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传统美德，建构起了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助推着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的不断发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与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相互圆融，不断激励和鼓舞着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中传承并新造着自己的精神慧命，书写着文明历久弥新、文化继往开来的不朽史诗。

蔡元培在《中国伦理学史》中指出，“在我国唐虞三代间，实践之道德，渐归纳为理想。虽未成学理之体制，而后世种种学说，滥觞于是矣。其时理想，吾人得于《易》、《书》、《诗》三经求之。《书》为政事史，由意志方面，陈述道德之理想者也；《易》为宇宙论，由知识方面，本天道以定人事之范围；《诗》为抒情体，由感情方面，揭教训之趣旨者也。三者皆考察伦理之资也”。唐虞时期，帝尧通过天文历法的制定，敬授人时，使“黎民于变时雍”，造成了“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尚书·尧典》）以及“协和万邦”的文化早熟局面，帝舜更是通过“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孟子·滕文公上》）等种种伦理教化举措，以融合浃化夷夏诸族，把中国广大的疆域营界为十二州，浚导河流，以通天下之利，促进了华夏各族共同体的形成并呈现出“雍雍穆穆”的治世局面。所以王阳明指出：“平旦时，神清气朗，雍雍穆穆，就是尧、舜世界。”《舜典》认为舜统治时期，“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故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认为，“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唐虞时期，早先低级形态的氏族图腾和巫术发展成为一种“唯天为大”“惟精惟一”的道德形上学本体存在，使中国文化发展出一种天道本体的纯正精神、天下为公的伦理意识和中正合理的道德观念，并在尧舜授受中积淀为中华“道统”的源头。朱熹的《中庸章句序》指出：“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在朱熹看来，唐尧、虞舜、大禹都是中华伦理文明的“大圣”，“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即是坚守并弘扬中国国家德性的“允执厥中”，使“惟危”的人心能够更好地去体悟内化和弘扬“惟微”的道心，这样才可能使中华伦理文明的道统代代相传，成就一种集绵延性、统一性和创新性于一体的中华伦理文化。生于春秋时期的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严峻形势，虽然自己“不得其位”，但还是毅然决然地“祖述尧舜”，整理删定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各种文化典籍，“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孔子纳仁于礼、仁礼结合，以仁义礼智之教建构起伦理文明的价值理想，以《春秋》大义为国家民族最高的伦理法则和精神支柱，在全面继承远古伦理文明的基础上作出系统的总结和综合创新，以伦理思想的光辉照亮中国历史和华夏文明前行的道路。孔子之后，儒家学说经由曾参、子思的接续至孟子得以发扬光大。孟子述唐虞三代之德，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伦理思想。儒家所言的道“一则曰尧、舜之道，再则曰周公、仲尼之道”。孟子之道是对周公、孔子之道的继承和发展。虽然孟子之后，儒家道统不得其传，但是唐代韩愈和宋代理学家都决意接续孟子以后的道统，并以自己对中华道统的理解作继往开来的传承和弘扬工作，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王夫之以及近代的曾国藩、左宗棠、杨昌济、孙中山等都对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承和弘扬中华道统作出了自己的创造性阐释和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

中国伦理思想特别注重“根”的意识和“培根”的观念，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根脉则是对道的追求和德的内化，是“内修其本”“保其精神”的“原道”，唯有“尊道贵德”“志道据德”才能挺立起人生的精神脊梁，做到“不以康为乐，不以慊为悲，不以贵为安，不以贱为危”，进而达致“形神气志，各居其宜，以随天地之所为”。吴兢编撰的《贞观政要》指出：“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如果不能很好地“积其德义”，那就如同“伐根以求木茂”，是很难使人心安定、天下太平的。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置重的“根脉”在强调“尊道贵德”和“志道据德”的同时特别强调“仁义中正”，并认为“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孔子建立了“仁者爱人”的仁学，可以说“仁”是儒家最推崇的核心价值理念和最重要的道德原则。“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盈天地间只是一个大生，则浑然亦只是一个仁……故孔门宗旨，惟是一个仁字”。孔孟儒家在特别推崇“仁”的同时又注重“义”，每每“仁义”并称，亦如孟子所言：“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陆贾《新语》第一篇为“道基”，“道基”实指“道”的根基，中华之道本质上以仁义为根基，此即是“骨肉以仁亲，夫妇以义合，朋友以义信，君臣以义序，百官以义承……守国者以仁坚固，佐君者以义不倾”，故“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德仁为固，仗义而强”。陆贾认可的“道基”是以仁义为其主要内容的。王阳明由树木“有根方生，无根便死。无根何从抽芽”而论及中华伦理文明之根，坚持认为儒家所推崇的“仁”便是伦理文明之根，“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生叶……孝弟为仁之本，却是仁理从里面发生出来”。“中正”是中国国家德性的集中体现和价值凝结，中华民族崇尚“刚中而应，大亨以正”的中正之道，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指出，“唐、虞之时所以定国名为‘中’者，盖其时哲王，深察人类偏激之失，务以中道诏人御物”，“唐、虞时之教育，专就人性之偏者，矫正而调剂之，使适于中道也。以为非此不足以立国，故制为累世不易之通称。一言国名，而国性即以此表见。其能统制大宇，混合殊族者以此”。除了仁义中正之道，中华伦理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对“礼”“智”“信”“诚”“忠”“孝”“廉”“节”等伦理美德和道德品质亦有相当的推崇。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概括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的价值呈现，值得我们好好地珍视、传承和发扬光大。

中华伦理文明还形成并发展起了自己多元一体且有根有魂的伦理思想和伦理文明价值体系，构筑着文明中国和价值中国的精神谱系。春秋战国时期，可谓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不仅诞生了孔子和老子，而且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兵家等百家争鸣的学术气象。儒墨道法诸家伦理思想的产生既有着对远古及夏商周三代伦理思想的批判性总结，特别是对《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典籍的研修，又着眼于春秋战国时期新旧更替、列国称雄的现实和“务为治”的价值目标，在理论上作出了富有各自特点的创造性阐释，使其伦理思想“获得了自身所特有的形态，并建立起许多各自不同的内容丰富的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理论体系，它标志着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在理论上开始成熟”。春秋战国时期的伦理思想成为此后两千多年不断回顾和开掘的源头活水，影响了中华伦理文明和中国伦理文化的发展走向和历史进程。

中华文明崇尚的伦理美德，建构的道统和核心价值谱系，形成并发展起的多元一体且有根有魂的伦理思想，经由历代士大夫、政治家和普通百姓的传承、阐释和实践，在中华大地上获得了广泛的价值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成为文明中国的伦理精义。历史上，无论是周代商的政治更迭，抑或是元代宋和清代明的朝代鼎革，都未曾对文明中国的伦理美德、道统和核心价值以及多元一体且有根有魂的伦理思想予以彻底的抛弃，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自己高度而深刻的认同及其应用发展。美国学者皮特·N.斯特恩斯在《全球文明史》中就周代商作出评论，指出“周人对商的征服并没有摧毁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而是使他们自己被彻底同化而成为中国人。因此，虽然周代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明发展的本质和方向，但是文明的基本主题与发展模式还是承袭商朝，并且，周统治者也尽力保存其前代统治者所创造的成就，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自己的文明”。虽然辽、金、元、清等王朝并非由汉人建立或统治，但其对汉文化的认同却是不言而喻的。元代虞集（1272—1348）的《鹤山书院记》首先肯定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创立的中华道统的存在，并指出：“颜子殁，其学不传，曾子以其传授之圣孙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扩而充之。后千五百年以至于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继颜子之绝学，传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于曾子之学，以成己而教人，而张子厚氏又多得于孟子者也……然则所谓道统者，其可以妄议乎哉？”他对北宋汝南周氏周敦颐、张子厚氏张载（字子厚）、程伯淳氏程颢以及弟弟程颐（字正叔）“四君子”接续中华道统持赞许态度，对南宋朱熹“论定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和对道统作出的贡献予以肯定，认为道统发展到元朝还出现了许衡这样的大儒，对许衡在内的“十儒”深表敬意和认同。“及我圣朝奄有区夏，至于延祐之岁，文治益盛，仍以四君子并河南邵氏、涑水司马氏、新安朱氏、广汉张氏、东莱吕氏，与我朝许文正公十儒者，皆在从祀之列。”此处所言的“十儒”，是指北宋时期的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兄弟、邵雍、司马光，南宋时期的朱熹、张栻、吕祖谦，元朝的许衡，他们都是儒家道统的重要人物，对传承和发展儒家道统作出了重要贡献。与虞集同时代的欧阳玄在《文正许先生神道碑》一文中将许衡置于中华道统的谱系中加以表彰，肯定了元朝对接续儒家道统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根”是中华文明的“根本”和大本大源。建构中国自主伦理学知识体系，内在地要求把根扎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的深厚土壤里，不断地培植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的深厚根基，坚定对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的精神自信、价值观自信和理论自信，并在此基础上将其与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如此才能真正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伦理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传播传承体系，助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文化强国建设。

“铸魂”是建构中国自主伦理学知识体系的核心和精神支柱。“魂”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魂魄和民族生存发展的价值主宰。建构中国自主伦理学知识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人民性和实践性所决定的，也是被中国近代以来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所证明的。近代以来各种救亡图存和文化建设方案之所以不能成功，关键是缺乏科学理论的武装，没有找到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力量。只有在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并将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一建立就矢志“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中华民族先锋队。历史实践已经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走过一百多年风雨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形成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并以此更好地指导中国具体的社会实践，使其不断地取得胜利。

马克思主义既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它为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指明了道路，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追求和创造幸福美好新生活的指路明灯。马克思主义是引领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和科学理论。诚如毛泽东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在中国共产党一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创新中，马克思主义始终彰显着无与伦比的真理伟力，不仅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而且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取得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进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现代形态的中国伦理学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初步建立起来的。建构中国自主伦理学知识体系必须而且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来铸造精神魂魄，既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还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精湛的科学性、鲜明的人民性和突出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创立和发展是人类伦理思想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深刻揭示了伦理道德的本质根源及其发展的规律性，论述了伦理道德与利益、经济的关系以及与政治、法律、文艺、宗教、科学技术等的关系，使研究伦理道德的伦理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人类伦理思想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释和论述了无产阶级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的本质和内容，肯定了人民群众物质利益和价值追求的合理性，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价值，强调超越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而朝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迈进，使伦理学成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规范科学。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知行合一的价值导向，把伦理道德建立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基础上，视其为人类实践精神把握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强调伦理学的全部理论和规范归根到底是为了指导人们的道德生活实践。只有扎根于道德生活实践并能指导和引领道德生活实践发展的伦理学理论才是真正有生命力和有现实价值的。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产生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中国社会具体道德生活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代表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成果及其所开辟的新境界。就其形成背景而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在封建主义道德已经解体、资本主义道德无力化解中国近代以来所发生的深刻的道德危机，而中国人民又迫切需要既反帝又反封建的历史文化条件下产生的，以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不切于现实的生活需要，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伦理道德也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基于此种认识，他们一方面同东方文化派和现代新儒家的伦理保守主义和儒学复兴说展开斗争，另一方面也开始清算欧化派和自由主义西化派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盲目崇拜，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揭露资本主义道德和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弊端和缺陷，同时将目光投向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道德生活实践，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的道德生活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开辟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新领域新境界。毛泽东伦理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第一大杰出的理论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由西方到中国的创造性转变和中国伦理文化由传统到现代的历史性变革。毛泽东伦理思想立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德生活实际，主张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的道德生活实际结合起来，与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结合起来。毛泽东伦理思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主要规范，阐释和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功利主义、人道主义及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道德评价理论，提炼和总结出了大公无私、团结奋斗、谦虚谨慎、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精神引领和价值支撑。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的道德生活实际结合起来，继承并发展毛泽东伦理思想，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的具体道德生活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伦理道德的论述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价值目标，以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旗帜，主张坚定理想信念，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道德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先进伦理文化，加强全社会的公民道德建设，引导人们“明大德、严公德、守私德，重品行、正操守、养心性”，“教育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习近平还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新型国际关系的伦理主张，倡导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显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蓬勃发展的旺盛生机和无尽魅力。

魂者，器物之统摄也。“魂”是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本质规定性，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立论之本，无“魂”则会失去理论创新和创新理论的“根本”，也会迷失理论创新和创新理论的方向和目标。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和创新理论的魂脉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建构中国自主伦理学知识体系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来铸造魂魄才能实现守正创新，才能真正凝聚共识，强化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同、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才能真正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伦理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教材体系、话语体系和传播传承体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道德智慧和精神支撑。

“筑梦”是建构中国自主伦理学知识体系所要面向的目标指向和理想追求，是“扎根”“铸魂”所要指向的“明德新民”之“至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价值共识和理想追求，也是建构中国自主伦理学知识体系所要致力追逐的价值目标和共同理想。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的命题和判断，并认为“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2013年3月17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中，习近平进一步论述了中国梦，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在习近平看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因此，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构成中国梦的本质内涵。

建构中国自主伦理学知识体系，必须深刻论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第一个重要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导向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彻底摆脱近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悲惨状况，把我国建设成为民富国强的现代化国家。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之中，国家富强指的是经济上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政治上的和平稳定与长治久安以及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始终离不开国家富强的根本内容。国家富强不仅体现在经济的繁荣上，也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诸多方面。国家富强包含了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努力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强军梦既是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强国梦的有力保障。实现国家富强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思想的基本价值目标。只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才有坚实的基础，人民幸福才有根本的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实现国家富强的基础上注目于民族振兴，民族振兴意味着民族摆脱被动挨打的悲惨境地，在“站起来”“富起来”的基础上“强起来”，挺立自己的脊梁，弘扬民族精神，以自己的勤劳勇敢和富于创造的民族品格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五千多年来，古老的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创造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但近代以来，在西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下，中华民族遭受了深重苦难，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中国，掠夺了中国许多财富和资源，“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觉醒的中国人由此开启了民族复兴的梦想之路和探索之路。孙中山提出了“振兴中华”的行动口号，并主张弘扬民族精神，以恢复我们民族的固有地位。中国共产党人登上历史舞台后，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以为民族谋解放、求复兴为基本的行动宗旨和初心，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历程，通过28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流血牺牲，终于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为民族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将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并呈现出美好发展前景的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广阔前景”。人民幸福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人民生活方面的价值目标，也是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目标，我们的一切建设都是为人民服务，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坚持认为既要重视人民幸福的物质生活内容，关心人民群众饮食起居等物质生活幸福，也要重视人民幸福的精神生活内容，关心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诸如教育、文化和审美等，使人民群众在享受较高物质生活幸福的同时能够追求并享受较高的精神生活幸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物质文明极大发展，也需要精神文明极大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均衡、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要求实现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真正过上幸福美好的新生活。“我们将不断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做到家家仓廪实衣食足，又让人人知礼节明荣辱。”人民幸福还体现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民幸福生活的核心内容，意味着人民的幸福向着和谐、圆满和人的自我实现的方向发展。

建构中国自主伦理学知识体系必须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特色、精神要义和由此蕴含的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并揭示其伦理创化意义和理论深蕴，开创中国自主伦理学知识体系建构的新天地、新领域和新境界。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破解近代以来“古今中西之争”的正确道路，亦即既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主张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主张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文化的合理因素又强调这种学习和借鉴不是简单地“拿来主义”或照抄照搬，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面向世界和未来予以综合创新。中国式现代化要求正确处理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发展与安全等关系，要求将“两点论”与“重点论”有机地结合起来，而这些重要的关系恰恰是建构中国自主伦理学知识体系所要深刻论述和重点突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实践证明，我们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相统一，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坚持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相结合，不仅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且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独创性的现代化理论体系，从理论和实践上为诸多发展中国家通向现代化并走出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建构中国自主伦理学知识体系，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贯彻“两个结合”为根本的价值遵循。伦理学人深化对“两个结合”的价值领悟和战略把握，一方面要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道德生活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对当代中国道德生活的具体实践予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分析，并总结概括出一些新的思想命题和观点，借以丰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同时又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原理来引领和指导当代中国道德生活的具体实践，加强全社会的公民道德建设，“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另一方面要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华传统伦理文化诸要素、诸范畴，对中国传统美德予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其不断发展的活力和生命力。同时还要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及其形成的创新成果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获得更好的发展，释放出更加富有生命力的神韵和光彩，谱写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历久弥新的文明史诗。整体上看，中国自主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既要在“扎根”上下功夫，更要在“铸魂”上矢志不渝，同时还要在“筑梦”上久久为功。中国自主伦理学知识体系的“根”是中国的，只有根系发达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只有土地肥沃才能使树叶繁盛。中国自主伦理学知识体系的“魂”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构成中国自主伦理学知识体系的精神支柱和精神魂魄。中国自主伦理学知识体系的“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始终在筑梦的同时追梦、逐梦进而圆梦的历程，这也是中国伦理学在新形势下的“止于至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交相叠加对中国伦理学人和伦理学界的期望。一言以蔽之，只有以“扎根”“铸魂”和“筑梦”三大核心价值理念来建构中国自主伦理学知识体系，才能真正建构有根有魂有梦的中国自主伦理学知识体系，使中国伦理学和中华伦理文明大放光华，不仅造福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于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